一九六○年深秋，北京军事博物馆新开辟的土地革命战争展厅里，陈列出毛泽东手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件。参观的老兵轻声议论：“这封信当年是写给林彪的。”人们顺着话头追问：毛泽东既然当面斥责林彪“悲观厌战”，又为何在一九三○年把这位年轻人推到红四军军长的位置？要厘清这个疑问，时间得往前拨回到湘赣边界那片被称作“红色摇篮”的群山。

一九二八年冬，井冈山夜雨如注，山道泥泞。林彪抱着膝盖坐在茅棚里嘟囔：“天天吃南瓜，哪能打下天下？”这句牢骚被何长工顺嘴向毛泽东提起。毛泽东笑而不怒，只淡淡一句“小孩子之见”，说完转身去部署粮秣。年仅二十一岁的林彪，其实已在黄洋界保卫战里显露锋芒，枪法准、动作快，被战士们称“林大胆”，可每逢困难，他的眼神里总闪着顾虑。毛泽东看在眼里，却没急着下结论。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瑞金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气氛凝重。林彪坚持“井冈山守不住，革命高潮未必来”，主张向沿海寻求国际援助；毛泽东则固执己见，力推“农村包围城市”。两人针锋相对，旁人替林彪捏把汗。散会后，毛泽东却把林彪叫到窗前，夜色里透出一缕炊烟。他说道：“战场上要胆大，谋略上也要胆大。看似萤火，其势可燎原。”林彪没吭声，只是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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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三○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一封长信，再度质疑“红旗能打多久”。这封信后来被全军传阅，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源起。毛泽东在古田赖坊的阁楼里，挤出三天夜晚，写下七千余言，逐条剖析“反革命强大只是表面现象”与“革命发展必然趋势”。批评毫不留情，但语气温和，“不觉落笔又思及你年仅二十三岁，正当用武之时”。字里行间，既是指点，也是期望。

有人会奇怪，林彪屡屡唱衰，为何不被冷藏？原因有三。其一，红军草创，缺乏正规军校出身的指挥员，而林彪在黄埔一期就名列前茅，枪林弹雨中屡建奇功。其二，毛泽东崇尚“战将可塑”，认为错误思想可以批评，战斗才能却难以培养。其三，林彪的疑虑并非投降情绪，而是基于战场现实的焦虑，这在党内组织生活中应当允许公开讨论。黄克诚后来评价：“敢把不同意见写给上级，本身就是好事。”

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眼光。红一军团整编时，林彪升任红四军军长。年仅二十三岁的他，手握主攻权，很快在闽西战役中显出锋利一面。上杭奔袭、长汀决战，红四军每逢恶仗必打头阵。一次夜袭中，林彪命令部队绕道稻田浸水强攻，他本人提着驳壳枪扑在排头。前方火光一闪，一枚子弹擦破他左耳廓，血流满面依旧不退。战后，士兵偷偷议论：“军长不怕死，还能不跟？”

然而，“悲观情绪”并未彻底根除。长沙二打前夕，敌军构筑三重防线，高压电网、竹签壕沟环环相扣。林彪面对攻城命令，蹙眉长思，拼凑出一套“火牛阵”。八月十日晚，百余头水牛尾巴缚草点火后挣脱缰绳，非但没撞开电网，反而乱冲友军阵地。枪声、牛吼、哀嚎混作一团，最终攻城功败垂成。事后，他自嘲：“牛不听指挥，误了正事。”毛泽东并未借题发挥，只是向他徐徐讲解“连枷制牛”之法：“要让牛成一线，才有推力。”一句话，道破了兵法里“集中兵力”的要害，也点醒了林彪日后著名的“钳形攻势”。

同年吉安之战，林彪又因擅自提前发起攻击导致折兵。按常理，此时该撤换将领，可毛泽东仍让他主持红四军，给出的理由很简单：“胆子大，行动快，错了还能纠正；胆子小，坐等大局，不行。”这种“错得起”的包容度，让林彪在随后的龙冈伏击、东韶追歼中迅速成长。龙冈一役，林彪率红四军切断张辉瓒师退路，“一块门板写令，插在三叉路口”，全团疾进，配合主力围歼敌一万余人。此战后，林彪在军中声望大震，“小诸葛”绰号开始流传。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尖锐批评与大胆启用之间拿捏分寸，一要倚仗制度，他深知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犹如淬火，烧去杂质反增锋芒；二要信任人格，当时的林彪虽存犹豫，却从未动摇对革命的忠诚；三要看战绩，湘赣苏区连打胜仗，红四军几乎场场抢在前线。对毛泽东来说，凤凰彩票官网app谁能打胜仗，谁就有资格在残酷战火中继续学习、继续磨砺。

一九三一年春的第二次反“围剿”，中央苏区一片山雨欲来。会上辩论激烈，甚至出现“外撤四川”与“分兵吸敌”的提议。林彪冒尖提出“直捣十九路军”，与毛泽东“避实击虚”之策相悖。毛泽东并未压服于人，反据侦察报告、地形水土、人心士气一一剖析，力主先削弱北兵王金钰路。事实又一次站在了他这一边：富田、白砂、中村、建宁连番捷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灰飞烟灭。林彪被说服，也在战场上用行动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红四军在九寸岭以一昼夜击溃来援的四十三师，完成合围。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栽培绝不仅限于战场指挥。红四军军委会多次评功时，林彪被要求总结作战得失。他将焦点放在“情报、兵力、时间”三要素上，后来形成“先敌一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个人作战风格，与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不谋而合。有人议论他夺功，亦有人批评他不理后勤，罗荣桓便戏言林彪是“重点主义”，可毛泽东依旧相信“多打胜仗，自会懂得治理军队”。

进入一九三一年夏，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主力此时远在闽西，敌我态势极为不利。毛泽东、朱德决策“千里大迂回”，主力悄然窜至兴国，诱敌分兵。最危险的八月高兴圩夜渡中，林彪奉命率红四军为“瓦楞边”，守住狭窄山口，掩护主力穿插。当时山雨如帘，山道泥泞，战士们的草鞋被泡得脱胶，林彪拄着竹杖巡阵，嘶哑着嗓子吼一句：“此关不破，何以为军！”部队死守住山道，为主力大纵深机动赢得整整七小时，最后仅以轻伤员十数人代价脱险。毛泽东在高兴圩总结：“林彪这一口气，抵得过三千援兵。”

连战连捷的莲塘、良村、黄陂三战，又一次说明林彪临战果敢、善于捕捉战机。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强调：“林某已能独当一面，可担远道主攻之任。”但这封电报同样注明，“其人仍宜严督实学，务破犹疑之病”。批评与信任并存，可谓用人之道的另一番讲究——扶得起，也压得住。

战争旋涡里，林彪渐渐明白：“山里的师长靠冲锋，军团却靠谋略。”他在驻地常翻《孙子》《兵要望江南》，又把八路军早期游击手册缝进棉衣内袋。有人带着玩笑口气问：“军长还怕丢书？”林彪冷着脸回了一句：“脑子不得闲，兜里就要有本。”这股近乎痴迷的劲头，正是毛泽东看重的可塑之处。

翻阅红军史册会发现，批评之责与提拔之权并重，几乎贯穿毛泽东全部用人轨迹。严厉指出缺点，下一刻又让对方挑最硬的担子，表面矛盾，实则在实践里促成长。林彪的“悲观论”被当作全军公开教材，却未妨碍他升任军长；相反，正因批评公开，林彪的焦虑转化为动力，红四军连续的亮眼战绩便是证明。

有人或许好奇，当时其他干部是否因为林彪被重用而心生不平？事实上，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原则下，服从组织、服从战斗需要是第一准则。林彪能否继续挑大梁，不取决于个人心情，而取决于能否带兵打胜仗。江西、福建、湖南三省交界处的山山水水见证了这一点——打得赢就再上一级，打不赢就再做教育，规则简单却极其有效。

从井冈山“南瓜论”到赣南“火牛阵”，林彪的路途既坎坷又幸运。坎坷在于思想转弯慢半拍，总让人担心；幸运在于身边有个宁肯多写七千字也要耐心开导的统帅。毛泽东行文批评时常用古语警醒，比如“为将之道，当观大势”，语气平和，可以让年轻人“下得来台”。这种“拉扯式”培养，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反复出现。林彪后来自述：“毛主席批评得越狠，用得越重，我就越不敢松劲。”简短一句，说明了被批评和被重用并非矛盾，而是同一根绳上的两结。

红军三次反“围剿”结束时，林彪已把那封让自己难堪的《星星之火》抄了两遍，贴在行李箱盖里。朱德路过时拍了拍箱子：“小子，把信背熟，打仗会更顺。”林彪答：“记住了。”虽只是普通对话，却道出一个事实——严批不是终点，用人也不靠情面，唯一的标准仍旧是能否打仗、能否学习。正因此，批评之后仍重用，成了那个烽火年代最常见的一幕。

延伸阅读：批评与使用的多重考量

（一）人才储备的现实困境）二十年代末，红军高级指挥员不足二十人。黄埔一期出身的林彪，在理论与实战水平上优于多数山乡出身的游击队头目，替补空间本就有限。（二）党内生活的原则）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允许同志们自由批评”，林彪的“红旗能打多久？”虽偏 pessimistic，却符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批评公开后，他获得更多成长空间。（三）战略需求）湘赣红军急需一员善战少将，以机动作战掩护根据地扩展，林彪的“敢拼敢抢”恰好契合战略；换将带来的磨合成本更高。（四）毛泽东的识人观）他强调“立场第一，才能第二”，林彪对革命的忠诚未动摇，只是判断偏差；批评归批评，矫正后依旧可用。（五）后续表现）龙冈伏击、黄陂强攻已充分证明林彪改进明显，战前悲观与战时顽强并存，说明其焦虑更像自我压力，而非丧失斗志。基于上述综合权衡，“批评+使用”成为必然，也给后来红军干部选拔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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