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清晨，淮海路的梧桐枝叶间还挂着雨丝，陈毅乘一辆美式吉普驶到蟠龙路杨公馆。车门打开，他看到张澜端坐轮椅，身披长衫，面色憔悴却神情镇定。多日不见的“川北圣人”平安无恙，这让指挥上海战役的陈毅松了一口气。十几个小时前，张澜与死神擦肩。

事情得从一个月前说起。4月下旬，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南京三日即克。国民政府大厦的青瓦尚未凉透，上海却被“十杀令”笼罩。汤恩伯、毛森、层层加码，地下电台一遍遍播送暗号：谁敢阻挡，杀无赦。虹桥路边的疗养院内，张澜右侧肢体偏瘫，行动艰难，却仍向外界发声反对“假和谈”。他的名字，被画进特务的黑框。

5月初，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布下三只冷枪手，分别潜伏在203、204、206病房。床头抽屉里，子弹已压进枪膛，只待电话里那句“动手”。外人只见院内荷枪实弹，却不知墙壁另一侧杀机四伏。

同一时间，云南路一所老洋房里，杨虎正与夫人田淑君、地下党代表吴克坚碰头。军政要员出身的杨虎与蒋介石裂痕已深，如今更觉“杀川北圣人”于情于理都不可。他拍桌道：“恩来先生托我，自当竭力；救不出张老，我杨虎无颜立世。”就这样，一张隐秘的营救网悄然张开。

楔入这张网中心的是阎锦文。此人出身帮会，后来投进军统，在上海警备区稽查处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按理说，他是执行暗杀的最合适人选，却因为“老乡情”“部下义”以及杨虎的绝对信任被拉了回来。5月12日，阎锦文奉刘方雄之命，调换监房杀手名单，他暗地里把三名真杀手撤下，换成了自己的心腹潘云龙、庄儒伶。冷枪依旧在，但已经不会扣响。

然而命令还是来了。5月24日上午，上海巷战已逼近南京路，毛人凤电话直下：“今夜十六铺码头，二十一点前把张澜、罗隆基送船，随后沉江。”这是一道不容拖延的死令。阎锦文挂下电话，掐灭香烟，推门出了办公室，他只剩十小时。

下午，他先往杨公馆报信，请田淑君准备接应地点，随后返回稽查处“领取押送任务”。天刚擦黑，他驾驶吉普冲进疗养院，故意吼道：“立刻起床，转移关押！”护士被喝得直发抖。张澜拄杖站立，冷冷答：“要杀就在此杀。”阎锦文挥手让手下退开，低声道：“我是杨虎派来的。”张澜半信半疑。罗隆基抢过电话，直接拨给杨虎，听到熟悉的四川口音才算确信。

夜色如墨。阎锦文让潘云龙、庄儒伶架起张澜，车灯一闪，凤凰彩票官网app吉普驶出院门。全市军警已接到戒严口令，但稽查处证件依旧好使。碰上岗哨，他笑说：“父亲和哥哥病重，奉命转院。”一次又一次闯关成功。

车到霞飞路口，后方忽然探照灯扫来，是毛森派出的追车队。阎锦文沉下脸，猛地一个右转钻进弄堂，几条窄巷交错横穿。追兵被堵在石库门门洞外，吉普却已停在杨公馆后墙。四人翻墙而入，屋内灯火骤亮——几十支冲锋枪齐刷举起。阎锦文拔枪，本能地要打一梭子。田淑君奔过来大喊：“自己人！”原来地下党早把警戒布满院子。

半小时后，组长向城外解放军发报：“鱼已入池，可护。”同夜十一时，毛森空等无果，勃然大怒，下令通缉阎锦文，但上海已是风声鹤唳，他无暇再顾。

三天后，27日凌晨，第一路人民解放军突入外滩；上午，陈毅抵达杨公馆。客厅里，他对张澜说道：“老先生受苦了，上海已安。”张澜握手，平静答：“只盼新政协。”同日下午，张澜与罗隆基、史良、陈铭枢联名发表声明，宣布支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6月18日，张澜随民主党派代表团北上，在北平西直门车站受到周恩来的迎接。时年71岁的他被推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虹桥疗养院的一页惊险，就此尘封。

阎锦文的命运却没人来得及打听。上海解放后，他自首登记，被安排到市公安局任专员，随后转为司法部门顾问。1978年，落实政策办公室收到一份申请：把“退休”改成“离休”。阎锦文没有提出经济补偿，只写了一句：“营救张澜那天算不算参加革命，请组织裁定。”材料呈到邓颖超案头，她批示：“有功者不能亏待，按离休办理。”不到十日，离休证和补发工资送到阎家小院。老人手捧文件，眼眶泛红，却只说一句：“值得。”

此后几年，他受聘为特邀律师，还曾代理重型机床索赔案，追回几十万美元设备款。有人问他为何还要折腾，他笑道：“还能出一口力，就是本分。” 1990年代初，阎锦文静静离世。没有官方哀荣，只有几位当年同事和几名青年律师送行。人们悄声议论：那是“换掉三个杀手的人”。

若非当年在虹桥疗养院那声“我是自己人”，张澜的政治生命可能已成空白，人们对民主同盟的记忆也许就此断线。历史的车轮呼啸，人们往往只看见钢轨，却忽视了在每一次弯道处，还有这样一个又一个阎锦文——不曾写史书，也从不自诩英雄，却在最紧要的几小时内，把枪口调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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