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中铎将军

回忆游击支队东征

(1984年5月7日)

方中铎

1938年初，彭雪枫、张震、岳夏(罗若遐)等同志从山西临汾刘村经武汉到了竹沟镇，设立机关，对外称“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春夏之际，朱理治、陈少敏等同志也来到这里，竹沟镇便成为河南省委的所在地。 3月，成立了教导大队，下编三个男生中队，一个女生中队，由我担任大队长，赵启民、许应忠二同志先后担任副大队长，周季方、谭友林二同志先后为教导员。我们在确山车站贴出招生广告，招收来自河南各地及武汉等地的青年学生。竹沟镇虽然是个小村镇，却从此声名大振，成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公开的抗日政治中心，知名人士来往于此的有历史学家范文澜等。

1938年2月，在彭雪枫同志主持下整编了王国华、周骏鸣等同志领导下的游击队，命名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欢送八团东进淮南之后，竹沟镇当时只有一个排担负警卫，这个排是彭雪枫、张震等同志从山西临汾刘村八路军办事处带来的，以这个排为基础，扩大到两个连队。兵员来自八团东进后遗留下来的伤病员及在党的影响下参军的贫苦农民。干部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来自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的是我从临汾学兵大队带来的32名学员，以及教导大队的部分学员。武器来源除一部分是八团留下的，一部分缴自土匪(有一股土匪被我军诱至竹沟缴械)外，主要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发给的六挺轻机枪，崭新的油光发亮的苏联转盘机枪放在留守处院内，同志们欢欣鼓舞，纷纷前来观看，大家说：“有了它们，我们胆子更壮了，打击日本鬼子更有把握了，可以大踏步向敌后前进了。”机枪发到连队，成立了机枪班，战士们斗志昂扬，对机枪爱护备至，擦了又擦，包了又包，生怕“宝贝”沾上一丝一毫的灰尘，甚至睡觉时也抱着它们。这几挺机枪成了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并发展壮大的本钱。行军时，战士扛着它们走在连队的前头，开大会时，把它放在队列的最前面，多少干部战士爱抚过它们，它们为消灭敌人，开辟敌后根据地，壮大四师抗日队伍立下大功。

1938年5月，平汉铁路以东的河南大平原，麦子收割完了，高粱苗乍起，大地一片葱绿。此时，国民党军队自台儿庄(徐州东北)会战败退，各军番号混乱，自徐州东北方向向西南平汉铁路沿线铺天盖地溃退下下来。当时，我被派往豫东各县调查了解情况，为游击支队东进作准备工作。5月底，我回到竹沟，汇报后仍回教导大队任队长，开办第二期。与此同时，肖望东同志带一个大队(约一个连兵力)东进到西华县，与睢、杞、太地区吴芝圃同志领导的武装合作开展抗日活动，人称肖大队。

游击支队的番号，据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命名的。记得是1938年10月1日在竹沟镇东门外河滩开的誓师大会，宣告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正式宣布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同志任参谋长，秘书长岳夏，副官处长雷鸣，机要科长吴振英，电台台长熊梦飞，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副主任谭友林，供给部长资凤，卫生部长林士笑，政治部组织科长周季方，宣传科长王子光，锄奸科(保卫科)长黄国山，民运科长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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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师大会会场周围竖满了贴上标语的门板，会场南侧筑了土垒的主席台，台上横幅会标是“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暨东进誓师大会”。彭雪枫同志领导全场同志读了誓词，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长江局的指示，分析了抗战形势，说明台儿庄会战后在豫皖苏边区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及可能遇到的困难，号召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奋勇前进。会场上口号声此伏彼起，群情振奋激昂。

游击支队成立了，队伍开始东进，驰名抗日根据地的《拂晓报》第一期也出版了。但这是一支年轻的、弱小的部队，全支队总共只有两个连队，加上司、政、供、卫机关不过300人多一点。行起军来，队伍长不过几百公尺，队前头一声喊叫，全队就都听见了。武器装备除去最引人注目的六挺机枪外，步枪就很杂了，有汉阳造的湖北条，有老套筒、俄国造、小金钩、中正式、捷克式，还有民间手工造的土打五，甚至有的枪连背带也没有，只好用麻绳穿起来背着。子弹很缺，每支枪至多三至五排(每排五发)，少的只有两三排。中正式、捷克式就算是好枪，一般由排、班长使用。全支队没有一匹马，仅有的一点财物、药品都随身携带。司令员带头走在部队前面，昂首阔步，跨过了平汉铁路，迎着东升的旭日前进。

支队一路行军，一路用石灰浆写标语，向群众宣传抗日。不少人对我们这支队伍东进敌后打鬼子既惊奇又怀疑，有的公开问：“你们能打日本鬼子吗？”群众这种疑问不足怪，他们亲眼看到国民党几十万武器装备精良的部队从台儿庄溃退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只有几百人，枪支又差，能是日本人的对手吗？但又看到我军生气勃勃，斗志昂扬，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挑水扫地，一开口叫声老大爷、老大娘，群众说，他们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凤凰彩票官网app因而称我们为“天下文明第一军”，说这个军队里的人都是讲文明，有礼貌，有学问的人。开始，群众根据生活经验，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一样看待，但一经接触，就特别亲热起来，相信我们一定能打败鬼子。部队刚驻进村里时，人们躲躲藏藏，但一夜过来，第二天早晨部队出发时，群众却聚集村口路边相送，叮嘱下次再来。部队走远了，回头看看，群众仍站在村口，依依惜别。人民军队属人民，游击支队所以能在两年左右从300人发展壮大到2万多人，是部队在党中央领导下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结果。

部队行经河南上蔡县、商水县，在周口镇以西渡沙河(颍河)到西华县以北杜岗地区驻扎。西华县长姓楚，据说是我党秘密党员，西华县的政权、武装力量、群众团体基本上掌握在我党党员手中，西华县党委及各区乡党的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先后在西华做领导工作的有沈东平、王其梅、郑平、向明、王学武等同志，掌握地方武装的有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等同志(这三位同志掌握的部队于1939年冬由向明、王学武等同志带队东进永城、涡阳编入游击支队)。在游击支队到达之前，西华已驻有早几个月从竹沟出发的肖大队，还有吴芝圃、王静敏同志领导的豫东游击第三支队。总之，当时西华县比豫东各县的政治条件、群众条件都好，虽然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使西华东北半部洪水泛滥，成了灾区，但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抗战情绪却是高的。因此，游击支队的到达，受到热烈欢迎，群众给部队送来猪肉、粉丝、蔬菜、白面等以示慰劳，县政府由楚县长出面请干部会餐，请彭雪枫司令讲活。当时，我是民运科长，和县政府、群众团体接触较多，深为他们的热情款待所感动，感到好像到了抗日根据地。

游击支队在西华得到了休息、补充，部队扩大了。吴芝圃、王静敏同志领导的豫东第三支队及肖望东同志领导的肖大队与游击支队合编了，部队由两个连扩编为二个大队，仍用新四军游击支队番号，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滕海清、张太生、周时源等同志分任大队长，整个支队有1000余人。

部队在西华休息，扩编后，从西华杜岗一带向东出发，进入黄泛区。一望无边混浊的黄河水，淹没了村庄、道路、沟渠和庄稼。纵有向导带路，但路是看不见的，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木棒或高粱杆，一边试探水的深度，一边向东前进，水深一般在大腿，有的地方齐腰深，一不小心误入路旁沟渠，就可没顶，好在是白天行军，随时可以救护。在这茫茫一片黄水之中，行军纵队拉开的距离很长，前进速度很慢。在西华出发前，支队有了一匹甘草黄的小川马，原是彭司令员的坐骑，他从不骑它，而是亲自带领部队淌水前进。那匹马，只是在水深的地方驮小同志、病号和女同志。实际上部队仅有的从竹沟出发的四名女同志——高维进、袁光、巴方、马龄松，她们也从不骑马，而是和大家一样淌水，尽管那黄水甚至经常淹到她们的胸口，因为她们比较矮小，也从不叫苦，表现得很坚强。徒步涉过黄泛区，大约走了整整一天，路上也无法休息和做饭，只能啃点干粮充饥。脚下淌着齐大腿以上的水，深及小腿以上的污泥，走一步拔一步，途中又无法坐下来休息，衣服、被包都是湿的，不用说，这种行军比平时行军加倍疲劳。但同志们情绪很高，边走边唱歌，讲故事。同志们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榜样，他们说：吃这点苦算什么，为了革命，为了打走鬼子兵，解放人民，流血牺牲都不怕，还能被这黄水吓倒吗？就在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同志们在支队首长的亲自带领下，互相搀扶，互相鼓励，在“加油！不掉队”的口号下走出了黄泛区，到达西华出发后的第一个宿营地窦楼。

窦楼是一个大村庄，位于淮阳东北约20余里。部队在此休息一夜，次晨拂晓前即集合出发，谁知行军纵队刚刚拉开，就从右侧前方奔袭过来一队淮阳县城出来的日本鬼子骑兵。我们部队在彭司令员沉着指挥、张震参谋长亲自率领下，立即就地展开反击战。我支队以两个连兵力从正面用机枪打退敌人的冲击，使鬼子兵退缩到一个柏树林里，而后，我军又分左右两路从侧面包抄敌人。这时候，那六挺崭新的转盘机枪大大发挥了威力，记得作战科长程致远同志就亲手抱着一挺机枪在村庄的正面向敌人开了火。在达达达的机枪声中，眼见敌人一个个地倒了下去，最后，他们不得不丢下包括一名少尉在内的十余具尸体逃回了淮阳。这次遭遇战，前后共打了约一小时就结束了。从发现敌情开始，整个队伍斗志昂扬，即使是初次参加战斗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毫不慌张，人人都想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亲手杀几个鬼子，以偿进入敌后抗日的夙愿。但是，革命战士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分配到战斗任务的同志，只能坐以待命引颈南望，喜听达达达的机枪声。直到敌人跑了，首战告捷伪胜利消息传来。

支队进入抗日战场的第一炮打响了，同志们群情振奋，欢欣鼓舞，全部同志迎着东方的旭日继续前进，去迎接更大的胜利。（选自张同喜主编《杜岗会师纪实 纪念杜岗会师五十五周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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