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彩票官网app 专论：谭人凤《十詈》述论（三）
摘 要：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作组诗《十詈》，对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对失败负有责任的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陈炯明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反映他鲠直敢言的性格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同时也体现出他对革命事业忠诚和对革命同志负责的精神。
谭人凤(1850—1920)，号石屏
三、赤子之心
{jz:field.toptypename/}在同盟会中，谭人凤年龄最大，而且阅历丰富，因而历来受到尊重，加之他性格鲠直敢言，同人对他又有几分敬畏。黄兴的长子黄一欧曾说：“谭人凤年辈最长，孙中山、黄克强以次均一向对他尊称‘先生’而不名”。章太炎说：“君年长,能断大事。修髯精悍,行止有威重,声亢阆如急遽弦,诸豪杰皆严惮君。”陈浴新也说：在革命党人中，谭人凤以“好骂”著称，“自中山、克强以及同事诸君，殆无不为其所骂者，而仍和好如初。惟于别具肺肝，破坏革命者，则始终无恕辞”[3]16。因此，谭人凤对黄花岗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和总结以及对失败负有责任的人员的严厉批评，反映了他鲠直敢言的性格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同时突出展现了他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对革命同志敢于批评和对革命道路勇于探索的精神。
展开剩余83%第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同盟会是由来自全国各地和多个革命团体的志士组织而成，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由于缺乏经验、加之主要领导人行踪不定，党内建设方面有待加强。例如，同盟会章程规定：总理四年改选一次，议员每年改选一次，但这一规定一直未得到实行，同盟会自成立后也从未召开过一次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同盟会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几乎没有经过本部讨论，都是由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临时决定。对于这种状况，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吴玉章曾说：“这时日本的同盟会组织也很涣散，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没有威信，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1907、1909年先后两次掀起“倒孙风潮”，要求“召集会事”，“改选总理”，敦促孙中山“辞退同盟会总理”，也并非事出无因。对于当时同盟会的这种状态，谭人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统筹全局。其用人也……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则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因而在黄花岗起义之前，他就要求孙中山改进党务。起义失败后，谭人凤经过深刻的反思，又从党务建设、工作作风、用人、筹款、革命方略等方面对孙中山提出了批评。当然，谭人凤对孙中山的批评与章太炎、陶成章的“倒孙”有着本质的不同，其目的是“劝道先生速变计”，尽快引导革命事业步入正确的轨道。所以，尽管多次批评孙中山，但谭人凤对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却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在先后两次“倒孙风潮”中，都是坚定地与黄兴、刘揆一等人站在一起，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使风潮迅速平息。后来，对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谭人凤总是积极参加，并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谭人凤对革命事业忠诚执着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第二，对革命同志敢于批评的精神。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使人进步，因为批评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谭人凤在《十詈》中对于孙中山、黄兴、陈炯明等人的批评就是以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为出发点，以促使他们反省不足,修正错误,不断提高为归宿的。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领导人，也是国内反清革命运动的具体指挥者，但有时也有急于未成、刚愎自用的缺点。宋教仁早在1906年时就觉得黄兴“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9]653。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致海外同志信中，也表露了当时的心态：“所谓改期者，实解散而已。弟之痛心当何如也!故弟当即决心愿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助款之各同胞。”在致冯自由、伍平一等人的信中，黄兴也深自引咎：“广州之役，弟实才德薄弱，不足以激发众人，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遭此大败。而闽、蜀两省英锐之同志，因此亦损失殆尽。弟之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1912年5月15日，黄兴在南京黄花岗之役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也坦率地承认自己当时一意孤行，犯了“孤军冒险前进”的错误。这说明，谭人凤在《十詈》中严厉批评黄兴固执己见的军事冒险主义，称之为“黄猛汉”是实事求是的。此外，对于胡毅生所谓陈镜波为间谍一案，谭人凤认为是“嫁祸陈镜波”，并提出了质疑：“（起义用的）子弹手枪，皆由其头发扎包运入。克强晋省，凤凰彩票app陈亦知之。使果如胡（毅生）所云，则枪弹之存于各机关者，当一时破获，何事败五六日后，尚有各处发现之事情……（失败后）胡（毅生）匿省不敢返，陈反来港寻克强，非一反比例乎?陈有母寄胡毅生家，如有亏心，当迎其母返省也，肯随人夜赴僻处就死乎? ”对于谭人凤以上有理有据的分析，林增平先生认为：这些“作为否定陈镜波间谍内奸罪行的证据，是可以成立的”。由此可见，谭人凤对革命同志的批评既是实事求是的，也反映了他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的优秀品质。当然，谭人凤对同志的批评是对同志的负责和关心，因而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林增平先生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家当中，谭人凤以年事最长、为人鲠直著称。他那爽朗坦率的胸襟，从不阿附权势、随俗浮沉的品德，疾恶如仇、经常面数友朋过失的性格……给人以深刻印象。”并指出：“谭虽有好骂人的声名，却并不是性情乖张，喜欢使气骂座的一类人，而是当时革命阵营里一位刚正热情的铮铮长者。”所以，谭人凤在对同志批评之后，正如陈浴新所说，与革命同志“仍和好如初”，在革命工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武昌起义后，当黄兴担任武汉民军总司令之际，谭人凤积极协助黄兴开展工作，不仅奉黄兴之命赴湘稳定湖南正副都督被害后的危急局面，保证援鄂湘军源源不断地出发，有力地支援了武汉前线，而且在黄兴离汉后赴沪后又挺身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肩负起支撑危局、保卫武昌的重任。护法运动期间，谭人凤又应时任广东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召，在1918-1919年间先后三次毅然赴闽、粤参赞戎机，积极支持陈炯明开展护法斗争。
第三，对革命道路勇于探索的精神。批评是为了进步。在《十詈》中，谭人凤批评革命党中存在的忽视内部建设、军事冒险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更不是为了泄私愤，而是为了汲取教训，改进不足，继续前进。所以，起义虽然失败，但谭人凤与宋教仁等人并没有退却，而是继续前行，积极探索取得革命胜利的途径和方法。他们于1911年7月在上海组织“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总会，改变了孙中山、黄兴等人起义“限于广州一隅”的策略，致力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谭人凤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宣布：“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虑也。机关制取合议，救偏毗、防专制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总部对于各团体，相系相维，一秉信义，而牢笼诱骗之手段不得施也。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情感之故见不可有也。”与此同时，谭人凤与宋教仁等人比较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制定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会暂行章程》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分会章程》等。其中《总务会暂行章程》明确规定：“总务会以总务干事组织之”，“总务会干事暂定为五人，由会员照章程选举之”。“部务取合议制，凡事须经评议后始执行”。显而易见，这些举措都是对前此同盟会暴露出来的缺点必要和重要的矫正。谭人凤还作《十要》十首七言律诗，在深入总结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对今后革命的方向、策略、方法、前途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重大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方略。蛰居香港的黄兴得知中部同盟会成立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特致函祝贺：“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坚信“光复之基，即肇于此”，并在和谭人凤诗中惭愧地表示：“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对谭人凤等人不懈探索革命道路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正如黄兴所希望的那样，几天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中部同盟会策动的“长江革命”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从而坚决地敲响了清政府及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
总之，谭人凤的《十詈》深刻地剖析了黄花起义失败的原因，诚挚地批评了革命领导人的某些缺点和失误，反映了谭人凤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鲠直敢言、勇于探索的性格，是研究谭人凤和辛亥革命史的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全文完 ）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25年第6期，发表时压缩了一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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